1982年底，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收到一封来自山东掖县图书馆馆长孙洪基的信，信中叙述其见到一本名为《永乐大典》的古书，并且信里对古书相貌特征的描述和我们知道的真迹《永乐大典》十分相似。全组的专家老师们对此将信将疑，《永乐大典》怎么到山东掖县去了呢？

　　大家熟知的《永乐大典》是明朱棣永乐皇帝时期编撰的一部大类书，其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世界最大的类书，共22000多卷，11000多本，一直保存在皇宫内。明嘉靖年间，宫中发生大火，所幸抢救及时，才使得《永乐大典》得以保全。后来嘉靖帝为防不测，拨巨款备大量纸墨，招集国内书写工整规范之匠人，决定重录《永乐大典》，书成之后永乐年间的原部大典就无任何记载和音讯了。至此，世间所见、所传、所阅的《永乐大典》皆为明嘉靖年的誊抄本。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抢掠践踏我们的土地，导致《永乐大典》连遭厄运，列强士兵用大典烧火做饭，随意搬起一摞做上马石，还有部分大典被市民随手拾起带回家，自此皇宫里的《永乐大典》几乎损失殆尽。

　　当时同事们有人推测，信中说的这一本《永乐大典》，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在北京的山东商人不知用何方法得到带回去了。馆里的领导、专家，以及善本组对来信的内容仔细研究后认为，派专人去探寻、鉴别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于是，馆里便派我和王玉良出差前往山东掖县。

　　路上我们一刻也不敢怠慢，坐火车直奔山东。当时北京没有直达掖县的火车，我们只好先到潍坊，又换乘长途汽车颠簸了三小时左右才到达目的地。到了掖县稍作打听，我们便直接徒步去了掖县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当时很小，就那么几间平房，万把册书，算上馆长，也就2名馆员。

　　见到孙洪基馆长后我们直奔主题，说是为了《永乐大典》而来。孙洪基馆长听完我们的来意后很是兴奋，认为国家对他的去信重视了，并欣然把残本《永乐大典》拿来给我们看。我们乍一看包裹，感觉不太对，这开本大小缩小了很多，和真迹宝书大典可不大像呢。但打开包裹后里面的东西却令我和王玉良眼前一亮，看到那纸张墨色、板式板色，绝对是《永乐大典》明嘉靖抄录本无疑。红色的四框板栏印制而成，行款字数字迹书写舒展，规矩大方，是任何现代人也模仿不来的。纸张厚实挺拔，古色古香，完全符合真本大典的特点和概况。开本儿小是因为大典天头部分被裁去了几乎两寸长，地脚也被截去了一寸多长，更甚者卷前撕去了十来页，卷后也撕去了十来页，实在惨不忍睹，我与王玉良看后面面相觑，扼腕叹息。这么贵重的典籍宝书之所以残损严重，据说是因为被用做剪鞋样，夹鞋样了，剪鞋样的纸很难寻找，大典纸张厚实挺拔，做鞋样材料再好不过了。只是我们的典籍无意中遭此厄运，实在可惜之至。

　　我们惋惜之余，便是惊喜，惊喜之余又不敢喜形于色。得大典在手，我和王玉良惜不释手，遂与孙洪基馆长商谈说，我们认为这本书是大典真迹，但还需要带回北京图书馆让专家进一步确认、鉴定。孙洪基馆长也欣然同意了，这时我俩悬着的心才算落下了一半。经过当地文化局及主管县领导的同意后，我们不敢再耽搁，立刻买了直达青岛的长途汽车票，颠簸半天到达青岛，随后又按我馆为了保护古籍所作的规定购买直达北京的软卧单间火车票。深夜我俩也不敢深睡，轮流值守到北京，生怕出现一点儿意外。

　　到北京站后，我俩背着装有大典的便包，片刻不敢耽误，直奔北京图书馆善本办公室的中央大办公桌。将大典陈放在桌上后，部门和科组的领导、专家一起围观、鉴赏、审视，大家脸上均露出了喜悦、肯定、欣慰的表情。至此，将《永乐大典》残卷圆满带到北京图书馆的任务胜利完成，我与王玉良另外那半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只可惜那时不像现在人手一部手机，可以随时拍下照片，后续还有许多故事，以后有机会，再通过文字来讲述吧。

1983年国家图书馆善本组赴山东掖县鉴定《永乐大典》出差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