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社会组织有序发展，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关注，在促进经济建设、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对本系统社会组织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给予多方面的政策投放，我们迎来了一个相当好的发展时机。刘惠平长期从事公共文化服务行政管理工作，2015年从兼任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起步，参与了一些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针对如何做好新时代文旅系统社会组织，刘惠平有以下认识和体会：
首先，介绍一下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历代先贤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下，我国于2007年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工程，2022年5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新近中央又召开了全国古籍工作会议，把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全国建立了统筹规划、分类指导、上下联动、协力推进的工作机制，实施十五年来，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深远。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转变政府职能，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成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在文化和旅游部及国家图书馆积极支持推动下，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于2015年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行业性的社会组织，会员涵盖古籍收藏、保护修复、学术研究、整理出版等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现有会员近600人，秘书处挂靠在国家图书馆。
成立社会组织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在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后，对政府职能的有效补充。更重要的是，有了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平台，还可能突破一些体制上的束缚，更好地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中来。总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未来中国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趋势；社会组织+社会力量是协会服务于这个事业的重要角色定位。
刘惠平分享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是如何开展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运营和管理的。七年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围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目标任务，秉持宗旨，主动作为，确保协会在国家公共文化事业框架下行稳致远和高质量发展。刘惠平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社会组织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统筹推进，不断寻找工作抓手，延伸工作触角，进行了大量工作实践，不断深化对社会组织工作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刘惠平总结梳理了三个主要环节：
一是围绕一个中心：建章立制。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推进法治化建设，依据国家法规制定了协会《章程》《理事会、常务理事会职权和工作规则》《单位会员个人会员管理办法》《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系列规章制度，基本涵盖各项工作，使之有所遵循，依法自治；第二方面，切实发挥决策、执行、监督动态运行机制的作用，围绕人、财、物、事各个环节，完善内部治理，理顺工作流程，做到事先有议事函告、事中有意见回执、事后有会议纪要。第三方面，建立健全议事制度，强化秘书处的枢纽作用，每年召开理事会年会、常务理事会通讯会议和会长办公会，举办分支机构主任年度述职和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恳谈活动，进行工作策划、协调、决策、部署和总结。
二是把握两个基本点：内练硬功和外树形象。一方面，明确自身的职责定位，高度重视组织架构、项目策划、过程管理、资源管理、资金管理、绩效管理等内部治理。例如，立足业界需求，相继成立了10个领域的分支机构。积极参与古籍保护立法、标准规范研制、技术交流与协作。跟进国家古籍保护工作步伐，主动策划“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全国古籍保护技术与装备展示”“典籍活化与创新利用网络培训班”等品牌活动，稳步提升协会的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强化行业自律，着力提升社会认知度和公信力。该协会成立不久，便建立了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和电子内刊《行业之声》，形成每天发送资讯、即时更新网站、每季推送会刊的工作机制。重视会员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清单，提供行业活动类、技术研究类、宣传推广类、业务交流类信息咨询和政策指导。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对优质古籍保护技术进行宣传推介，努力实现“为用户找产品、为产品找用户”。一系列举措的真抓实干，既量力而行又尽力而为，不断增强自身影响力和感召力。
三是处理好三个关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行业联动。首先，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关系。在工作中，牢牢把握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作为政府主导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业务实施单位，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作为政府与行业之间的桥梁纽带，按照各自职能定位，相互支撑、优势互补，做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工作效能的有力补充。其次，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国家古籍保护事业，这是新时代协会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三，行业联动关系。协会努力发挥行业统筹协调作用。通过接待来访、工作会晤和走访调研等形式，加强会员单位的联络和服务。积极为业界和会员单位业务发展背书站台。深入开展古籍保护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理论和应用研究，全面精准反映行业发展情况，研提对策建议，为争取古籍保护领域的政府关注积极发声，并向党和政府及时反馈行业诉求。
此外，刘惠平又分享了她在工作中三点突出感受：
第一，学思践悟，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的有力助手、行业的群众的“代言人”，这一基本定位，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及时学习党和政府声音、掌握行业发展诉求，学思践悟、久久为功。我们始终把“学习型”社会组织建设放在工作首位，自觉地将工作任务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与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确定的工作目标紧密结合。
第二，精准施策，重点打造协会的品牌项目。品牌项目包涵了深刻的人文意义，以打造品牌的目标来开展工作，其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就会不断提高。协会自成立以来便致力于打造自身的品牌项目。荣获中宣部“四个一百”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国家级表彰的“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就是这样一个项目。通过动员高校学生参加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促进全国古籍普查任务如期完成。
第三，与时俱进，紧跟行业发展的前沿动态。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古籍资源的活化利用和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协会积极参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文化和旅游部审批备案，倾情打造了以典籍活化与创新利用为主题的六季网络系列培训班，将深入跟进古籍资源展览推广、数字典藏、智能技术、专题出版、文创研发等热点领域的深度保护和活化利用。
刘惠平分享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何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这是新时代社会组织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可归纳为四个环节：一是开展导向明确、影响力大的社会公益活动；二是推动古籍保护行业的技术交流与协作：三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协会分支机构建设；四是积极引导社会公益资金助力古籍保护项目。
七年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开展的说服力、影响力大，最能体现公益性和导向性的活动当属“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从2015年到2022年，协会连续七年在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国家和省级古籍保护中心、高校的重视支持下，组织开展了“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即发挥社会组织的特殊角色，联合各地古籍保护中心从高校招募具有古典文献学、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大学生，组成志愿者团队，利用暑期赴古籍存藏单位开展普查。这项活动从1省试点到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与，触角及至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学校、寺院等。来自全国177所高校1205名志愿者和246名业界、社会志愿者，深入229家基层古籍存藏单位展开普查，完成古籍24万余部186万余册（件），约占全国被普查古籍的十分之一，足以体现社会参与的范围之广、需求之多、潜力之大。“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作为一项全国性公益活动，融实施全国古籍保护计划、促进按期完成古籍普查、培养古籍后备人才于一体，参与人数、覆盖范围、社会影响力俱佳。
社会力量参与的第二个环节是组织古籍保护技术交流与展示。2017年，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在南京召开了“古籍低氧气调杀虫与保护技术和应用研讨会”，全国图书馆、档案馆界40余位古籍专家和专业人员分享和研讨了古籍防虫除霉的最新技术低氧气调杀虫与古籍保护。之后，这项技术在古籍保护业内拓展了一批用户，企业也以公益的形式为条件困难的古籍存藏单位资助一批设备设施。体现了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的双向作用。
第三个环节，分支机构是行业协会开展工作的主要依托，也是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的缘源。七年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先后筹备成立了一批分支机构，旨在学术研究、技术研究、标准研制、项目策划、专业培训、宣传推广等方面，为全体会员和业界同仁提供更多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的机会。2015年，由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率先发起成立了协会首家分支机构“传统写印材料研究专业委员会”，20多位委员涵盖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文博单位和企业，形成支持带动传统写印材料产学研合作联动的优质资源和社会力量。分支机构建设给从事古籍保护研究的企业和民间个人也提供了机会，弥补了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的工作缺憾。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第四个环节是积极引导社会公益资金助力古籍保护项目。七年多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一方面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呼吁全社会关注古籍保护，呼吁有实力的企业和社会团体为古籍保护给予公益支持；另一方面主动作为，积极尝试寻求合作，开拓社会公益资助的渠道，先后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签订古籍保护公益资助战略合作协议，支持多个古籍保护公益项目。协会还以志愿普查为平台，积极争取文化和旅游部“春雨工程”提供的专项公益资助。还在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指导下，尝试参加了“腾讯公益”发起的“99公益日”全民互联网公益活动。通过众筹，社会对古籍保护又多了一份认知，协会多了一条引导社会公益资助的通道，获得了相应的经验值和信心。与此同时，建立了公益资助的管理机制，保证公益资助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安全。
刘惠平在担任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之前，曾在国家图书馆、国家京剧院、原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等单位工作过，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图书馆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刘惠平说：“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委以重任，领导和同志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了极大地信任和支持，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如果说取得一些成绩，那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认为，我们赶上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也是一个好的时代，同时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要当好这个会长，我有三点认识与大家共勉：一是思想上要永葆开拓创新的意识。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大多为“老兵新传”，开拓创新是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想“混位置”和“混日子”，必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推动社会组织的顶层设计、整体谋划，长远统筹和科学决策中，始终保持开拓创新的勇气和姿态。二是在政治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组织领导。社会组织负责人大多经历过长期的工作历练。但是身在体制之外，面临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需要过硬的政治品格、政治定力和政治判断力。只有自觉地将社会组织发展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坚持按规矩办事，按规律办事，就能切实地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三是行动上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社会组织负责人作为“关键少数”，一样需要高标准、严要求。“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工作状态，使其生存环境并不轻松，基本“志愿服务”的工作状况，也使廉洁自律的要求更高。要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团队监督之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不断提高统揽全局、应急处变能力，注重经历大事、要事、急事、难事的磨炼，重要的是始终将各类学习作为一种常态。”
新时代担负新使命，新征程展现新作为。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要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悉心指导下，在行业各单位的通力合作下，通过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继续坚定信念、坚守初心，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我国古籍事业发展与繁荣的生力军，成为国家综合治理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刘惠平，系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