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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深入了解中国墨文化,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传统写印材料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文物保护创新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一期中国墨研究专题讲座。本期讲座邀请了上海历史博物馆馆员、著名藏墨家王毅先生,做题为《中国墨文化漫谈》的报告。讲座由协会传统写印材料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教授主持。协会传统写印材料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师生以及关注中国墨研究的各界人士线下(及线上)参加了本期讲座。

杨光辉主任委员首先介绍了王毅先生,指出其藏墨数量在国内外首屈一指,且为人慷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墨文化的传播,撰写、出版多种墨文化书籍,如《中国墨文化大观》《古墨》《中国墨文化问学续编》等。讲座伊始,王毅先生首先为大家梳理了墨的历史。汉朝墨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出现模具压制的墨和专业墨官;三国两晋时制墨业有了大的发展;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和唐人写经的繁荣,说明墨的使用已经比较成熟。唐墨实物留存稀少,目前在日本正仓院还有收藏。宋代是油烟墨的发展高峰,因为文人阶层对墨的需求量很大,松烟墨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当时的宋徽宗对绘画、书法有很高造诣,他个人也亲自实践制墨,一些文人如秦观、黄庭坚等效仿作墨。这是中国制墨史上的一个高峰。
蒙元时期制墨业相对停滞,明朝则一跃达到顶峰,产生了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制墨家,如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等,同时也留下很多著作,如《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墨海》等。集锦墨在这一时期兴起,汪中山是制集锦墨的代表墨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集锦墨实物甚少流传,现在只能通过墨谱了解。明墨的特点是大气,雕工粗犷,现在的拍卖市场偶尔还能见到。清朝康、雍、乾三代是制墨的繁荣时期,康熙朝重视文化,墨工水平很高,出现了曹素功、胡星聚、叶公侣等一众名家,集锦墨做得很好,对墨的包装非常重视,这一时期墨盒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雍正朝制墨少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皆存藏稀少,存世不超过50锭。道光时期制墨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御墨不复往日;晚清文人定制墨蔚为大观,曾国藩、左宗棠等官员,何绍基、吴昌硕等文人都积极参与。道光至同治年间,制墨重心由安徽歙县转移到上海,战争对墨业打击很大,文房用具商铺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推动了都市经济的繁荣。

除了墨锭之外,王毅先生还对墨模十分重视。他认为墨模是制墨的关键,具有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目前国内收藏墨模最多的地方在上海的“笔墨宫坊”。保存墨模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墨谱对传承墨文化至关重要,因其保存了中国古代的制墨工艺、图案等,有时比实物更具直观效果。重要的墨书有宋李孝美《墨谱法式》、晁贯之《墨经》;元陆友《墨史》;明代方于鲁《方氏墨谱》、程君房《程氏墨苑》;清曹素功《曹氏墨林》,汪近圣《鉴古斋墨薮》、程义《墨史》等。
王毅先生指出,文人参与是墨吸引众多人收藏、研究的主要原因。文人参与能够提升墨的内涵,使工艺品成为艺术品,其中投射的情感,是墨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此外王毅先生还讲解了墨汁的产生、如何从墨的外观判断松烟墨和油烟墨、如何鉴赏和保存墨品等,回答了现场听众的诸多问题。此次讲座王毅先生特地拿来数锭珍藏古墨,其中不乏珍品,在场听众得以近距离观摩,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