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筹备成立，这一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中华古籍保护进入了政府支持与社会参与的全新时期。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围绕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一边完善自身建设，着力设计具有角色特色的古籍保护着力点，一边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工程。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国家图书馆原副馆长、党委副书记刘惠平介绍说，随着近年来改革的深入，政府对国家级社会组织的审批十分严格，既有的也在着力整顿。“据我所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是截至目前文化部最后一个获批的国家级协会。可见，中央和文化部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

　　国家图书馆是协会的倡议者和发起人，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华古籍保护。一方面在政府职能转移后，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另一方面，作为行业组织，可突破一些体制上的束缚，更好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建设中来。而协会挂靠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刘惠平说，首先，从成立之初就获得了高起点，有着很高的社会认知度和信任度，便于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其次，协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国图的老员工，综合素质高，工作开展起来非常顺手；此外，国家图书馆管理规范缜密，有正规的审计和纪检监察，协会秘书处建制在国图的行政序列，严格的监督体系为协会的健康运行提供了保障。

　　那么，同样为古籍保护服务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彼此在职能与角色上如何区分呢？刘惠平回答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是中编办专项批准加挂在国家图书馆的牌子，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表现。它面向全国，负责实施全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组织管理工作。10年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立了180个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2个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3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还有一系列培训基地和学科建设。

　　而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呢？刘惠平说，在协会成立的前夕，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召集了专门会议，并提出：引导社会参与是协会的重要角色和职能。具体说来，作为行业组织，协会要通过组织开展一些活动，为古籍保护行业服务好，同时引进社会力量来支持国家古籍保护工作，是对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职能的有效补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作为政府主导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业务实施单位，自上而下地组织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协会作为政府与行业之间的桥梁纽带，自下而上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工作，政府主导加社会参与，这两部分工作形成合力，才能形成真正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完整体系。

　　在明确了定位后，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是如何开展工作、践行自身职能的？目前有哪些进展？未来又有哪些规划？

　　开局 建立工作秩序，组织各类活动

　　藏书报：协会成立以后，作为首任会长，您的新工作是如何开头的？

　　刘惠平：协会成立时，我还在国图做事业单位的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社会组织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工作领域。协会成立以后，国图正式批准了秘书处建制，聘任了秘书长和两位工作人员。有了团队，工作抓手是什么？我认为，韩馆长的定位很清晰，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重复地去做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做的工作，还要选准角度，做出特色，为国家古籍保护工作添砖加瓦。按照这个思路，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做了这些工作。

　　一是紧抓运行机制建设。健全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加强秘书处内部运行管理机制、协会自身的规章制度建设。每年召开理事会工作年会，进行年度工作部署。二是强化组联工作。2015年协会成立之初有124个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2016年招募了60余家，目前我们单位会员已达135家。三是做好宣传推广等基础性的工作。协会建立了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电子刊物，利用国家图书馆的短信平台开通了会员联络信息发布平台，我们还建立了会员招募网上登记注册系统和协会的视觉管理系统。协会要被社会认知，与这些基础性工作是分不开的。通过上述几项工作，我们的工作秩序就建立起来了。

　　藏书报：协会还组织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尤其是“中华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收获了颇多赞誉，这也是协会的重要职能吧？

　　刘惠平：围绕中华古籍保护组织各类活动，是协会工作开局的另一重要抓手。两年来，协会自身或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展览展示、讲座研讨、志愿服务等活动，其中最能体现协会的公益性、导向性和开拓性，影响力最大的当属“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从2008年起，我国开始了全国性古籍普查工作，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全面古籍普查，也叫摸清家底，到目前仍在进行中。将近10年时间，已经完成普查的古籍有200余万部，约占公藏单位的三分之二。

　　按照规划，全国古籍普查工作要在“十三五”期间完成，也就是说，剩下的、难度较大的三分之一要在五年内完成，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从尚未完成古籍普查的地区来看，有两类公藏单位占得比例较大：一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基层古籍存藏单位；二是大专院校。这些单位，有的存在重视不够，排不上单位工作日程问题；有的存在资金、人力紧缺的问题。而这恰好是展开协会工作的重要切入点，于是我们主动作为，利用社会公益组织的特殊角色，从高校招募具有古典文献学、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学生，组成志愿者团队，由专业老师带队，利用暑期去存藏单位参加古籍普查工作；同时从社会募集资金，解决开展志愿服务的工作经费。从实践结果看，这些大学生（以研究生为主）基础较好，经过短期培训，很容易上手，工作起来效率高，达到了我们的工作预期。2015年，古籍普查志愿服务在河北一炮打响，2016年暑期再次发起活动时，已有广东、安徽、山西、四川参与，志愿者人数达到192人，完成古籍普查的数量为43万余册（件），今年又有吉林等8个省报名参与，但目前资金还没有完全落实，我们正在想办法，寻求社会资金支持。

　　藏书报：在志愿者服务的过程中，有哪些细节和心得可以分享给我们？

　　刘惠平：目前，古籍普查志愿服务已经帮助五个省解决了一些很实际的问题，这让我们非常高兴，尤其是在基层召开座谈会，听到大家感慨“如果没有志愿者行动，真不知道这里存藏的古籍怎么办”时，由衷得感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而通过开展志愿者行动，我们还发现了基层古籍保护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给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供信息参考。比如，我在中期巡视中到过一个基层图书馆，那个馆存藏古籍的地方是一个不到百平米的小屋子，里面基本都是书架 ，古籍就破破烂烂、开放式地堆着。而紧挨着这个小门脸的就是当地一个富丽堂皇的大酒楼，与古籍存藏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想一个地方在搞建设的时候，哪怕对文化有一点点倾斜，都不至于搞成这样。我问了一下，得知这里存藏的古籍没有账目。没有账就是良心账，完全靠职业道德约束。职业道德良好倒也罢了，如果说职业道德差一点呢？ 所以这就让我进一步感受到开展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

　　进展 寻求资金支持，有识企业开始资助

　　藏书报：在引导社会参与方面，目前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进展？

　　刘惠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是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积极主导的，也是推动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趋势。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积极探索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较重要进展。比如，2015年协会与上海“松岭基金”管理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目前整体合作正在积极推进。2016年协会与浙江直属国有企业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认真调研、审慎论证、友好协商的基础上，以促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为目标，签署了第1期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2月26日在财通举办的公益活动发布会上，我会接受了2017年公益资助金80万。

　　藏书报：关于和浙江财通的合作，能否再介绍一些细节？

　　刘惠平：浙江财通是一家优质的现代金融控股集团（国企），该公司在业务发展良好的前提下，从社会公益责任出发，有意支持中华优秀典籍保护和传承项目，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和形象。2016年，该公司在遴选公益资助项目中，对古籍保护项目产生意向，随后，他们通过协会网站了解了我会的基本情况，发现有这么好的一个对接平台， 即开始与协会秘书处积极接触。经双方数轮洽谈会商、调研考察，初步达成在古籍保护领域开展包括古籍修复、出版、数字化等项目的合作意向。我们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商议，提出了一些对接项目供他们遴选，他们选择了西夏文献修复等。在与财通证券签约之前，我征求了上海松岭的意见，表示现在还有一些企业要给予支持，有一些项目可能会与贵公司类似，你们对项目的扶持排不排他啊？排他就是比如说松岭基金支持西夏文献项目，财通证券就不能做。松岭基金老总跟我说，我们不排他，越多越好，有十个八个支持你们古籍保护才好呢。他们的思想很开放，我们也很高兴。

　　实话说，与松岭和财通的合作对我们有许多启发，也为未来寻求更多的社会有识之士加入古籍保护行业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期待 筹建分支机构，多方位开展工作

　　藏书报：2017年对协会的发展有什么想法？

　　刘惠平：2017年我们想在协会分支机构的建设上有所突破。这是协会履行行业组织管理职能的重要体现。主要想法是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就是不贪多，而求实，能够每个都有需求，每个都能够落地。比如我们正在策划成立的“古籍保护收藏鉴定专业委员会”是古籍保护这个行业里面大家呼声比较高的，与之配套的是“收藏者联盟”（葛芸生导演建议叫收藏者联谊会，轻松亲和一些，我同意他的建议）。关于收藏鉴定，我们都比较谨慎，怕有的人设法加入进来后以此谋利。所以我们叫专业委员会，偏重学术、理论、政策研究，与实质上的民间鉴定有着本质区别。

　　还有古籍保护志愿服务专业委员会和与之配套的是古籍保护文化志愿者联合会。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已经做了三年，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有一个专门管理全国文化志愿者工作的部门，根据部里要求，2017年要完善志愿服务注册机制，协会由文化部主管，与部志愿服务部门工作衔接是顺理成章的。现在整个社会做志愿服务越来越规范，成立协会志愿服务的分支机构，也能促进这项工作常态化实施，品牌化培育。高校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做古籍保护志愿者，毕业以后还可以继续做，葛芸生导演说他有一些老年朋友也想做古籍保护的志愿者。因此，管理和规范这部分工作还是很有必要的。

　　还有企业这一块。长期以来古籍保护行业的自身建设比较薄弱，成立分支机构，有利于整合行业力量，凝聚发展共识。比如古籍修复材料研究、检测和标准的研制，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浙江省等都有研究，如果能协作起来各有侧重和分工，加上企业作为实验应用和实施单位的参与，定能形成合力，实现一系列重要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发起成立传统写印材料研究专业委员会和与此配套的企业联谊会，对促进古籍保护一些事业的科学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协会今年还要继续积极推动行业交流。去年协会以“为用户找产品，为产品找用户”为口号，在中国图书馆年会上首次组织了“全国古籍保护技术装备展示区”交流活动，受到了古籍保护企业和用户的广泛欢迎。参展单位有中华书局、汉王这样的重量级单位，也有从事古纸生产的县级企业。会后协会迎来了一个古籍保护企业申请入会的小高潮。今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将与协会合作，继续做好中图年会上的活动。因此利用好协会的交流平台，可以推动全国范围古籍保护的工作交流、特色展示和经验推介，更有利于激发各个古籍保护单位的创造活力，甚至还可以拓展对外交流渠道，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们古籍保护工作成果。